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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西方思路到中国韵味——安徽省滁州实验中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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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西方思路到中国韵味


作者:林可济   来源:中华读书报   发布时间:2010-05-27  阅读次数 4713   字号选择   我来说两句(0) 发文:晨光

 

金岳霖

    哲学家、逻辑学家金岳霖是湖南长沙人,1911年即入北京清华学堂,1914年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。他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、 哥伦比亚大学学习,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。后来他又访学于英、德、法、意等国,1925年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,任该系教授、系主任。抗战期间,他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。此后,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,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。1955年又调到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。可以说,他是最早把西方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,其代表作《逻辑》(1936年)、《论道》(1940年)和《知识论》(1948年)等说明了这一点。

  《逻辑》:国内唯一新水准逻辑教本

  金岳霖初到美国时读的是商业科,但总是“引不起兴趣”;不久就改学政治学。1918年和1920年他先后获政治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
  据他自己说,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开始于1919年。那时他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,英国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格林(T.H.Green)的著作使他“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”。1922年,在英国伦敦时,有两本书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特别大。一本是罗素的《数学原理》(PrinciplesofMathematics),另一本是休谟的《人性论》(Treatise)。休谟的书能够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深刻的讨论,给他以“洋洋乎大观”的感觉,从此,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不再是他致力的方向,而“进入了哲学”的研究领域。(金岳霖:《论道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3页)

  在哲学领域中,他对逻辑又情有独钟。据说,他早在读中学时就有很强的逻辑意识。他曾觉察到“金钱如粪土”和“朋友值千金”这两句民间谚语不可能同时成立,因为从这两句话中可以推出“朋友如粪土”的荒谬结论来。他在读罗素的书时,事实上已经接触到逻辑了;当他欣赏分析哲学,发出“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”的赞叹时,再进而欣赏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,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  《逻辑》一书是金岳霖在清华大学讲授“逻辑学”课程时写的讲稿,1935年由该校出版部印成讲义。1936年又列入“大学丛书”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。1961年,列入“逻辑丛书”由三联书店出版,并于1962年、1978年、1982年多次印刷。

  该书主要是讲逻辑学中的演绎法,第一部分中作者以现代逻辑的眼光介绍传统逻辑的推理的理论;第二部分进而对传统逻辑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;第三部分介绍了一个节略的逻辑系统(即选取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《数学原理》中近300个定理,组成一个精干的逻辑演算系统);最后深入探讨了逻辑和逻辑系统中的种种问题,对之进行了整体性的哲学思考,是“一种逻辑哲学的导言”。

  当时,他的逻辑课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,《逻辑》的出版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,贺麟曾誉之为“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”。(贺麟: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,商务印书馆,2002年,第29页)殷海光也曾撰文盛赞此书,“观点纯粹、严格,解析精密”,是“中国有逻辑以来,亦即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著作”。(刘培育主编:《金岳霖思想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407页)他本人于是被学界称为“中国现代逻辑学第一人”。

  金岳霖不仅在逻辑学的教育方面成绩卓著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,在普及逻辑学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959年,他组织哲学所逻辑组的同仁编写了《逻辑通俗读本》,并亲自撰写书中“判断”这一章,此书在1962年出版后的20年间出了5版,印刷了100多万册。1961年主编《形式逻辑》,此书于1963年写成,1979年正式出版,是“十年动乱”后出版的一部高校逻辑教材,后被许多高校所选用。

  《论道》:用西方逻辑阐发中国哲学传统

 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期间所写的《论道》是一部独创性的本体论哲学著作。该书采取逻辑学的书写形式,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,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。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,1985年又重新排版印行。

  他把哲学中的“本体论”(亦称“形而上学”)叫做“元学”,是哲学的中心。别人问他,为什么用《论道》作为书名?他说:“道字有中国味。”他在“绪论”中说:“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。所谓行道、修道、得道,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。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。”(金岳霖:《论道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4页)因此,他把《论道》作为安身立命之作来写的,全书弥漫着一股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,充分体现中西哲学相结合的特色。他在晚年曾经表示,这是他“比较满意的书”。

  在“绪论”中,他阐明了对研究“元学”与研究“知识论”的不同态度。他说:“关于道的思想我觉得它是元学底题材。我现在要表示我对于元学的态度与对于知识论的态度不同。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的对象范围之外,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,凡问题之直接牵扯到人者我可以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它,片面地忘记我是人所以冷静我底态度。研究元学则不然,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,而我不能忘记‘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’,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,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。”(金岳霖:《论道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5页)在书中,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系列范畴,运用西方严格的逻辑方法,在分析、推演和论证的基础上,借助于逻辑学的形式,阐述了他关于宇宙、人生的总看法。

  冯友兰对《论道》评价极高,认为金岳霖的《知识论》和《逻辑学》都是“体大思精”的著作,但它们都是“知识论、逻辑学在中国”,而不是“中国知识论”和“中国逻辑学”;而《论道》则不然,它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融合为一,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,它的体系确切是“中国哲学”,并不是“哲学在中国”。(冯友兰:《中国现代哲学史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9年,第198页)冯友兰还提到,当他在写作《新理学》时,金也正在写《论道》。冯友兰比较了这两本书,认为,他自己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,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而金岳霖在《论道》中,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看法,还创造了一些新名词,是“新瓶装新酒”。他们两人互相看稿子,也互相影响:金岳霖对冯友兰的影响“在于逻辑分析方面”,冯友兰对金岳霖的影响,“可能在于‘发思古之幽情’方面”。如果说冯友兰的长处是“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”,那金岳霖的长处就在于“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”,“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事情,经他一分析,问题会层出不穷”。(冯友兰:《三松堂自序》,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239~240页)

  对于金岳霖哲学所体现的中西融合的特点,逻辑学家周礼全是这样评价的:“金岳霖精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,并且精通西方的现代哲学和现代逻辑。在他的哲学体系中,可以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哲学到康德哲学中的许多合理的因素,也可以看到西方现代哲学中的许多精密思想。但是,他的哲学的根本精神,还是中国哲学传统的。”(周礼全:《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》,载《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21页)林志钧曾撰文指出,《论道》一书“组织之严密,思想之精辟,感情之深挚,规模之伟大,皆不易及,为研究中国哲学而要会通逻辑学及西洋哲学,参合新旧,由分析而综合,自成一新哲学学者所不可不循之大路”,并称“此亦‘道’之一端也”。(《金岳霖思想研究》,第411页)

  《知识论》:中国哲学家建构首个知识论完整体系

  金岳霖在完成了《论道》的写作之后,就集中精力撰写《知识论》,这是一本他“花精力最多、时间最长”的书。早在昆明时,他就把这本书写完了。但在一次空袭警报到防空洞时,“席地坐在稿子上”。警报解除后,他站起来就走,致使稿子遗失。抗战胜利返回北平之后,又重新写作。他说:“这是几十万字的书,重写并不容易。可是,得重写。”到了1948年12月终于写完,交给商务印书馆,但“这已经是解放前夕,没能出版。”到了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。他非常感慨地说:这是一本“多灾多难”的书,“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,我非常非常之高兴”。(见金岳霖:《知识论》卷首刊载的“作者的话”)

  他认为,“知识论”并“不指导我们怎样去求知识”,它的主旨是“理解知识”,是“研究知识底理底学问”。在《知识论》的“导言”中,精辟地阐明了知识论是什么、它与别的学问的区别,并以17章、近70万的皇皇巨著,提出了一个系统、完整的知识论体系。

  刘培育在他主编的《金岳霖思想研究》一书中写道:“金岳霖的《知识论》是中国学者写的一部技术性很强的哲学专著。它是接着西方哲学讲的,它把西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思潮统一起来,在西方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,也为中国哲人在世界哲学领域里争得较高地位做出了贡献。在中国,近代以来,哲学界长期停留在纯理性和社会伦理的研讨中,远离经验和事实,不利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。金岳霖研究知识论,把分析方法引进知识论,把分析方法和知识论引到中国哲学界,在中国哲学史上树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”(《金岳霖思想研究》,第350页)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。

  综观金岳霖的著作,他的基本的理论框架、思路是西方的,但其思想情感、韵味却是中国的。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功底,致使他在西方框架、西方思路之中,融入了很多中国成分、中国色彩,呈现出明显的“中西合璧”的特点。对于他所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思路,擅长逻辑分析,讲究科学方法,注重理性思维的这一面,人们知之较多;而对于他在内心深处所拥有的中国感情、中国韵味的这个特征,人们可能未加详察。他不仅要“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”,而且要“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”,他曾经坦率地承认,“在感情上我向往中国哲学的思想及其韵味”。他认为,在中国哲学家那里,知识与美德是不可的一体,因此,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家都是“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”,而“与当代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”。他不止一次地为西方哲学发展中“苏格拉底式人物”的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。(金岳霖:《中国哲学》,中译文载《哲学研究》1985年第9期)其实,金岳霖是一位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的“苏格拉底式人物”:既有极高的学术造诣,又襟怀坦白、正直善良。1949年之前,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、对祖国一往情深的爱国者,1949年以后,他与时俱进,从作为中国新实在论的领军人物,逐步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1954年夏,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,金岳霖已经60岁了。虽然他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课,但他是哲学系的系主任,无论在会议上,还是在平时,和我们学生有不少的接触。他怕光,经常戴着一顶帽舌很长的遮光帽,衣着朴素,举止大方。他对我们学生和蔼可亲,没有架子,循循善诱,而又不乏幽默感。在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心目中,他既是一位大学问家,又是一位谦和敦厚、诲人不倦的长者。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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